当美国高举关税壁垒，“去全球化” “供应链脱钩”几乎成为过去几年最流行的叙事。然而，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全球优势专项负责人Aparna Bharadwaj（阿帕娜•巴拉德瓦基）看来，这种判断正在误读今天的世界。刚结束2026年夏季达沃斯参会，Aparna接受了《财经》专访。
Aparna指出，全球化没有退潮，全球72%的贸易仍然运行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规则框架下；84%的全球贸易发生在美国之外（2024年数据）。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全球贸易的路径、资本流向、产业布局以及国家竞争逻辑——一个由美国、中国、诸边主义经济体（ Plurilateralist economies）和“全球南方”共同构成的新贸易版图正在形成。
这场重构中，国家政策正成为影响投资、供应链和企业战略的重要力量。Aparna指出，新的区域性贸易走廊正在不断形成。大约囊括130个国家的“全球南方”正在成为决定全球经济重要的“摇摆国家”。
6月底，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全球优势专项负责人Aparna Bharadwaj在2026年夏季达沃斯参会。图片由BCG提供
BCG是一家全球顶尖的商业咨询公司，Aparna同时是BCG地缘政治中心领导团队成员。她的研究关注全球贸易格局重构、新兴市场企业的崛起，如何影响企业战略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等等。
Aparna认为，尽管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26年及未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数据中心、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半导体等领域的FDI与投资却表现积极，供应链加速重构。
新的贸易格局中，中国企业比拼的，不再只是成本，而是地缘政治能力、创新能力与全球运营能力。Aparna认为，中国企业不能只思考，如何做到成本更低。更重要的是，怎样更具创新能力？怎样成为创新伙伴？怎样推动创新不断升级？怎样把亚洲文化、中国文化传播到全球？怎样把中国的人才优势服务于全球市场？这将成为未来国际合作的新基础。
贸易“四极时代”，全球南方崛起
《财经》：BCG的报告认为，全球贸易正围绕美国、中国、诸边主义经济体以及除中国之外的金砖国家这四大节点重构，形成一个贸易拼图格局。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倒退？
Aparna：我并不认为全球化正在倒退。我对全球化依然保持乐观。
首先，时至今日，全球约72%的贸易仍然在WTO多边规则框架下进行。第二，美国仅占全球贸易的大约16%。全球84%的贸易属于非美国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并没有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直接影响。全球贸易体系及多边制度仍然拥有很强的生命力。
实际上，全球贸易的变化已经持续了八年到十年，属于全球贸易长期演变趋势的一部分。我们预测，未来十年，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将继续下降。然而，全球贸易整体仍将保持每年约2.5%的增长速度，降幅非常有限，表现出非常强的韧性。
新的贸易走廊不断形成，弥补了中美贸易以及美国相关贸易放缓所留下的缺口。
第一个重要贸易走廊，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根据我们的预测，这部分贸易未来增长速度将接近每年4%。“南南贸易”正明显加快。
第二，“诸边主义经济体”。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加征关税后，日本、欧洲、印度等经济体没有采取关税报复措施，相反，他们选择彼此之间加强贸易联系。由欧盟27国、日本和韩国组成的这一多边贸易圈，贸易正以约每年3%的速度增长。我们预计，未来2年-10年内，这部分贸易增长速度将快于全球贸易平均水平。
接下来，是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这部分贸易未来将保持约5.5%年增长率。
《财经》：我们多次听到“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这个概念。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贸易概念？“全球南方”的长期增长潜力有多大？
Aparna：世界多极化，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大约八年到十年前，我们认为世界有两个主要“极”：美国和中国。后来，欧洲被视为第三个“极”。但我们总觉得，还有一块拼图没有被纳入。“全球南方”术语早就存在。过去这些国家被称为“新兴市场”或者“发展中市场”。我长期在“全球南方”国家工作。这些国家其实并不喜欢“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市场”称呼。他们认为，这是西方赋予的标签，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用来定义他们的说法。
“全球南方”则不同。过去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他们愿意称自己为“全球南方”，甚至认为这是值得骄傲的身份。这个概念越来越流行。它指的是一大批仍在发展、同时保持快速增长的国家。“全球南方”大约囊括130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合计约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62%。它们GDP增速（4.2%）明显快于全球平均水平（2.4%）。“全球南方”内部以及“全球南方”相关贸易增速（3.8%）也明显快于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速（2.2%）。
“全球南方”不是一个正式的政治集团。这些国家总体保持中立，通常不会完全倒向左边或右边。它们普遍支持多边主义、支持WTO、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
在一场竞争激烈的选举中，摇摆方尤为重要。而我认为，“全球南方”就是全球经济中的摇摆国家。它们是一股中立力量，能够跨越不同阵营开展合作，能够与各方做生意。美国不断加大对“全球南方”的投资，中国也不断增加投资。越来越多的贸易和投资流向“全球南方”。
《财经》：未来十年，“全球南方”中，哪些国家最有可能成为新的全球增长引擎？现在投资者很关注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
Aparna：每个国家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增长故事。我认为，越南最大的优势，是它展现出极强的经济韧性。过去20到25年，越南经济增长率基本维持在5%左右。无论美国经历了多少届政府更替，越南经济始终保持增长。美国宣布“解放日”关税之后，越南是最早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之一。它也是能够同时与美国、中国保持合作关系的国家之一。
印度尼西亚拥有强大的大宗商品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目前印度尼西亚正经历一定程度的汇率压力，以及一定程度的市场信心不足。世界对印尼政府的一些政策风险存在担忧。这需要政府认真解决。
我认为，印度完全有机会成长为真正的制造业强国。印度需要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保持更友好的营商政策。坦率地说，它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制造业所需要的设备、零部件、原材料，以及价值链中的很多环节，仍然来自中国。印度不可能全部依靠自身完成。中印贸易目前正保持相当快的增长。过去五年，流入印度的FDI几乎增长了两到三倍。
FDI新逻辑，关键供应链再布局
《财经》：过去几年，您观察到全球FDI出现了哪些结构性变化？
Aparna：如果只看联合国贸发会议等机构公布的全球FDI总量数据，你会发现，过去几年全球FDI确实一直在下降。但这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今天的全球FDI，已经不只是商业逻辑的结果，而是商业逻辑与“经济治略（economic statecraft）”共同作用的产物。
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各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影响FDI的流向。2005年，与中国相关的绿地投资项目中，约90%为流入中国的项目；到2025年，约65%则转变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的对外绿地投资项目。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企业有意识地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而在过去20年中，美国流入型绿地投资资本占全球绿地投资资本的比例从约20%提升至41%。无论是《通胀削减法案（IRA）》还是《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再包括特朗普与其他国家达成的一系列贸易协议，都要求相关国家增加对美国投资。
此外，今天的企业真正寻找的，不是投资规模，而是“稳定性”。他们不在意政府宣布了多少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也不在意获得多少大额补贴。企业真正需要的，是政策的连续性。许多投资项目的回报周期长达八年、十年，甚至十五年。如果政策推行到一半突然改变，企业会非常担心。除此之外，企业还希望拥有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他们需要充足的人才、完善的基础设施、简单透明的监管体系。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今天全球FDI的发展。
《财经》：目前来看，哪些行业领域以及国家和地区最受益于全球FDI变化？
Aparna：尽管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26年及未来全球FDI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有些领域的FDI实际增长得非常快。
根据UNCTAD的报告，2025年FDI项目价值的增长主要由数据中心投资推动，其次是石油、天然气以及半导体领域投资。2024年至2025年间的绿地投资中，数据中心领域投资增加了2350亿美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增加了380亿美元，半导体领域增加了130亿美元。
还有，关键资源和关键矿产行业，这是全球供应链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例如，制造半导体所必需的稀土矿产。今年四月，我在美国华盛顿，看到许多大型独角兽创业公司正在尝试建立美国本土的稀土生产能力。印度、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也都希望进入稀土产业。
这些供应链瓶颈以及那些高度集中于少数地区的重要原材料，未来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投资方向。为了降低风险，企业需要建立更具韧性的多节点供应链伙伴关系。
回到国家层面。印度过去五年吸引的FDI增长了三倍，从约250亿美元增长到约750亿美元，这是因为印度有意识地发展制造业，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我们还看到：美国企业持续增加对日本、印度、马来西亚以及部分东盟国家的投资，中国则持续扩大对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其他一些市场的绿地投资。所有这些投资，最终取决于企业正在布局什么样的供应链，建设什么样的跨境业务，以及构建何种全球价值链。
制造变局：从世界工厂走向 “中国+多”
《财经》：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是全球制造的中心。现在，我们看到全球供应链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那么，跨国公司如今正在如何重新思考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关系？
Aparna：我们做过一轮针对《财富》500强企业的访谈。几乎所有受访企业都表示，他们要么会维持在中国的投资，要么会进一步增加投资。全球大型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依然保持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不过，未来合作关系的性质将发生变化。过去，与中国企业合作更多是一种制造合作，建立在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合作。未来，真正的竞争优势来源，将逐渐转向创新、人才，以及亚洲文化之间的连接。企业的合作方式将发生演变，运营模式也会随之演变。
目前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模式还在不断演进，我可以先举韩国的例子。今天，韩国创新越来越建立在韩国文化基础之上，包括K-pop、韩剧、音乐、文化、生活方式等等，从美国、印度到非洲，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对此充满兴趣。
未来中国企业优势的来源，也需要发生转变。企业不能只是思考，我怎样做到成本更低？更重要的是思考，我怎样变得更具创新能力？怎样成为创新伙伴？怎样推动创新不断升级？我怎样把亚洲文化、中国文化传播到全球？怎样把中国的人才优势服务于全球市场？这将成为国际合作的新基础。
《财经》：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是“世界工厂”。现在，大家开始谈论“中国+1”战略。
Aparna：实际上，企业未来会是“中国+多”的布局模式。未来企业需要在多个国家拥有多个供应链合作伙伴，在不同地方建立生产和供应能力。
我接触了很多希望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有的规模不到10亿美元，也有的接近100亿美元。过去，中国企业把“出海”看成是一项贸易决策：我在中国完成制造，然后把产品卖到海外。但如果一家企业真正希望成长为全球性的跨国公司，这意味着，供应链需要布局到海外，在海外进行有选择性的组装和制造。只有当你在当地创造就业，别国政府才会真正欢迎你。
另外，是运营模式。企业如何建立一种能够支持全球扩张的运营模式？如何构建自己的技术架构？如何建立治理体系？哪些决策应该由总部负责？哪些决策应该交给当地市场？技术体系如何搭建？海外办公室如何布局？人才体系如何建设？美国企业早在五六十年前就经历这一过程，思考这些问题。当然，中国最终的答案未必会和美国企业完全一样。
服务贸易：下一增长极，规则渐成
《财经》：BCG预测，到2032年，全球跨境服务贸易规模将达到非常高的水平。那么，国际贸易规则需要作出哪些调整，以适应服务贸易的发展？
Aparna：我认为，服务贸易是未来全球增长最明显的领域之一。目前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已经是全球货物贸易的两倍。很大一部分增长，来自AI（人工智能）发展、业务流程外包的快速扩张，以及各种跨境数字服务的蓬勃发展。未来，将出现更多新的服务贸易超级大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强国，但现在，中国、印度正在大力发展全球服务贸易。
过去，人们认为，国家的发展路径应该是先农业，再制造业，接着服务业。但现在，我们在“全球南方”国家看到一种跨越式发展：直接大力发展服务业。菲律宾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全球服务贸易正在经历与货物贸易类似的重构。但服务贸易没有关税，因此，它的关注程度没有那么高。此外，服务贸易太难追踪，很难建立准确的数据体系。未来服务贸易会持续增长，成为全球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它最终会如何演变，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财经》：未来围绕服务贸易，可能也会出现新的监管规则，对吗？
Aparna：我确实认为，“经济治略”正在进入服务贸易领域。当然，表现形式并不是关税，而是投资审查、国家安全审查等等：哪些服务不能跨境提供。还会涉及人才流动。例如，人才还能否像过去一样自由跨境流动？很多时候，服务贸易领域的监管比货物贸易更加复杂。因为它更难执行，也更难追踪。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关监管一定会越来越多。
例如数据监管，难以预测。深度科技（deep tech）如今已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东盟，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是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我生活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很多网络犯罪是由身处境外的人实施的。目前各国政府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保护本国公民？坦率地说，这并不容易。因为，技术发展的速度，远远快于政府制定监管规则的速度。
未来十年，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财经》：展望未来十年，您认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是什么？
Aparna：我们认为，未来四大经济极——美国、中国、全球南方、欧洲，将在多个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因此，这些领域也将面临最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一，全球贸易。全球贸易体系本身仍然具有很强的韧性。但在多极化世界中，全球贸易将持续受到影响。未来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企业几乎不用考虑监管因素。
第二，全球性地区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和中东局势是一个例子。在此之前，还有俄乌冲突，非洲部分地区也存在地区冲突。
第三，关键供应链。今天，企业、政府都在认真思考，如何建立Plan B，不过度依赖某一个供应来源。比如如何避免过度依赖海湾地区的石油、中国的稀有矿产，以及澳大利亚的大宗商品和金属资源。
第四，海运。全球货物约80%贸易依赖海运，大部分贸易流经少数几个关键性战略海运通道。如何降低集中度、避免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等风险，正在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财经》：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不确定性”和“韧性”。对于企业，您会给出哪些建议？当企业进行长期投资时，应该如何建立“地缘政治能力（geopolitical muscle）”？
Aparna：首先有一个总体建议——不要把“缓冲”当作额外成本，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安全屏障，过去很多年，供应链一直奉行“准时制”，库存刚刚好，时间安排也刚刚好。新冠疫情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供应链缓冲，建立时间缓冲，大大提高企业安全性。
二是企业必须建立“地缘政治能力”。首先，是“地缘政治雷达”，一种感知能力。我如何在地缘政治变化发生前，新闻发生前，就捕捉到这些信号？如何提前预判，变化可能怎样影响我的企业？需要将地缘政治因素纳入我们构建的风险模型。企预判最佳情景、最坏情景、基准情景，然后思考在每一种情景下，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不同方案之间如何取舍？
此外，风险管理和增长战略必须协同工作。建立一条从地缘政治专家到业务部门之间的“转译通道”。当地缘政治专家、国际贸易专家站出来说：“这是新的关税。”“这是新的监管政策。”CFO（首席财务官）可能会说：“我不知道这些对我的业务意味着什么。”CFO思考的是：收入、利润、成本、运营、业务，因此，地缘政治专家需要转化表述成商业语言。
不是只告诉企业：“关税提高了10%。”而应该说，“10%的关税，意味着企业利润下降2%。”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正改变决策方式。这都是企业“地缘政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我建议企业重视“经济治略”。美国加关税后，很多企业告诉我：过去十年，我们已经把所有负责贸易合规的人裁掉了。现在货物进入纽约后，应该立刻发货？还是延迟一个月？不同方案带来的成本是多少？企业内部已经没有人知道，结果，损失了很多钱。以前一切都按WTO规则运行。但很多过去“多余”的能力，今天和未来可能重新变得极其重要。
《财经》：对于个人来说呢？AI迅速发展，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应该如何应对这种风险？
Aparna：AI已经成为我们业务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建议是：不要把提升技能理解成一件完成大学里学习就结束的事情。你必须在整个人生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在新加坡，我们称为“终身学习”。技能的“半衰期”越来越短。你必须不断延长自己的职业竞争力。
政府也应该认真思考，如何避免出现“无就业增长”。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经济呈现“双速增长”，GDP增长很快，但就业增长跟不上。无论是美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还是欧洲各国，目前都在认真思考同一个问题：如何在创造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种平衡，未来必须实现。
最后，我还想给个人提一条建议。虽然AI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技术能力。但是，企业真正把AI嵌入到组织内部，真正创造价值，需要时间。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企业仍然需要大量人才。我依然保持乐观。对于那些愿意学习、愿意与AI协同工作的人来说，未来仍然充满机会。转型会持续几十年。企业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然需要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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