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现实

来源 | 《财经》杂志 作者 | 张晓晶 编辑 | 王延春  

2026年第22期 10月26日出版  

本文6243字,约9分钟

两位诺奖得主的理论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需要注意他们理论框架的共同前提——代表性主体、无显著金融摩擦、冲击通过利率和预期渠道传导,而中国当前的核心约束恰恰落在这些前提之外。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还需要突破新凯恩斯主义框架的局限,迈向宏观经济学新范式

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学者,对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获奖者霍尔(Robert E. Hall)和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应该并不陌生。但相对而言,大家有可能对于伍德福德更熟悉一些,而对霍尔了解得少一些(前者似乎比后者更有名)。于笔者则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读博士的时候即接触到霍尔和泰勒(John B. Taylor)合著的《宏观经济学》。这本英文教材出版于1986年,还是我的导师当年在哈佛访学时所用,后来转送给我。而今,它还静静地放在我书架的显著位置上。对伍德福德的印象,主要和他的那本经典著作《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有关,因为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已大量引用了维克塞尔《利息与价格》以及帕廷金《货币、利息与价格》这两本著作。事实上,不只是著作名称接近,伍德福德与维克塞尔、帕廷金在学术上也有着重要的传承关系。

根据诺奖颁奖委员会的官方表述,霍尔和伍德福德奠定了宏观稳定政策的微观基础。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是20世纪后半叶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努力方向。微观基础不稳,宏观理论大厦就可能摇摇欲坠。从这个角度,两位获奖者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本文的主旨在于:一方面从宏观经济学演进的脉络出发,评述两位获奖者的理论贡献与政策含义;另一方面指出他们的局限与不足(比如在金融摩擦与存量约束上的刻画过于单薄,以致难以内生地解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并在此基础上阐明,资产负债表革命如何通过补齐这一环节,重构宏观经济学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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