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8日，在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线圈数字化车间，工人操作智能制造设备为定子线棒弯型。图/新华
近年来，亚太市场坐拥全球经济增长主引擎之位，但其制造业的内核正在悄然生变：从拼成本、拼规模的“世界工厂”，转向拼技术、拼生态的“创新制造高地”。
芯片、AI（人工智能）硬件、数据中心、储能……每一项前沿制造的跃迁，背后都是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资金投入与高风险试错。技术，似乎已不是最难的关口；真正稀缺的，是能够长期、稳定提供支撑的资本。
制造业升级背后，是一场全球性的资本竞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2026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6%至1.6万亿美元，其中半导体、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与能源转型已占全球绿地投资项目（新宣布新建海外投资项目）总额的44%，五年前该比例仅为16%；同年，各国出台的投资政策多达229项，创历史新高。
中国制造若不能在资本有效供给上补齐短板，就可能在新一轮全球资本竞速中被拉开身位。在这一格局下，一场由资本支撑制造业升级的故事正在中国大规模上演。
2025年1月，“中国储能集成第一股”海博思创登陆科创板，此时距离公司创立已过去14年。“登陆科创板后，公司上市主体资质大幅提升，全面拓宽融资渠道。资本市场大大改善了公司过往的资金压力。”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剑辉对《财经》表示。
类似这样的故事，仍在不断上演。万得（Wind）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A股新增IPO（首次公开募股）公司123家、首发募资约2163亿元，为2025年全年的1.64倍，其中119家属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高达97%；同期，港股新增上市公司116家、募资3396亿元，科技类占比88%。种种数据表明，资本正加速向高端制造业集中。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高端转型的关键攻坚期，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本供给成为核心支撑。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投资研究部主任刘劲对《财经》表示，“目前的金融体系主要依赖银行和信贷，这种融资方式具有短期和风险规避的特性，如果市场没有长期的可以承担风险的资本，企业的很多创新就会因为风险承担能力不足、资金支持时间短而无法完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则指出，科创企业的关键资产是知识产权、技术团队与数据资源等无形资产，缺乏银行偏好的固定资产抵押物，而部分股权投资基金的存续期限与考核机制，与创新长周期、高风险的特征尚不匹配。缺的并非钱的总量，而是钱的期限与性质。
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会议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亚太区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而资本正在重新定义产业链的走向，产科融三者能否真正融合，决定着中国制造能否由大变强，也关系着亚太下一个增长周期能走多远。
升级之困：制造撞上资本缺口
当前，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高端转型升级的关键攻坚期，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本供给成为核心支撑。
从本质来看，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困，表面是技术卡点、产能结构、创新能力的产业问题，深层则是结构性金融问题。传统金融体系的供给模式，已无法匹配新时代制造业体系升级的发展特征，导致形成全方位的“资本缺口”。
“国内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的数智化、绿色化转型需要中长期、多元化的资金支持；科技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发展需要股权、债权、保险等多层次、接力式的金融服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莫万贵在《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一文中指出。他进一步表示，目前投资对需要大量中长期资金支持的传统制造企业技术改造、数智化升级、绿色低碳转型重视不够。一些银行信贷偏好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对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长期项目的支持力度不足。
事实上，以算力硬件、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绿色能源等为代表的新型制造业，具备典型的重投入、长周期、高风险、慢回报等特征。从研发端来看，核心技术攻关往往需要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资金投入；从制造端来看，智能化改造、绿色低碳转型、高端设备迭代需要大额固定资产投入，资产折旧周期长达十年以上；这与传统金融信贷体系对于“短周期、低风险、强抵押、快回款”的风控逻辑形成根本性冲突。
在中国，制造业本身的升级正在真实发生：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17.1%。高盛在研报中指出，中国出口已从“成本优势驱动”转向“技术与供应链效率驱动”，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已经形成全球不可替代的产能集群。
制造业升级背后，问题随之产生，支撑产业升级的资本从哪里来？它们可以支撑多久？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未来产业的特点和发展模式需要金融服务模式优化调整。金融业在服务不同阶段未来产业时，只有不断丰富服务类型和内容，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和业态结构，才能逐步形成适配未来产业风险属性、发展需要的金融体系。
以储能行业为例，该行业处于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的高端能源装备赛道，其研发、产品、制造项目均存在大规模长期资金需求，“资本缺口”曾长期制约行业规模化升级。“上市前，海博思创的主要客户多为国内大型能源央企，项目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周期特征，导致公司现金流阶段性承压明显。彼时，公司大多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融资。”张剑辉对《财经》表示：“2025年登陆科创板后，公司上市主体资质大幅提升，全面拓宽融资渠道。资本市场大大改善了公司过往的资金压力，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和作用。”
传统金融信贷体系的结构性短板，直接造成制造业长期资本供给严重不足。田轩认为，当前金融供给体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错配。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导，银行在提供信用贷款时通常要求资产抵押、担保或历史信用记录，但科创企业的关键资产以知识产权、技术团队、数据资源和商业模式等无形资产为主，缺乏传统信贷偏好的固定资产抵押物，难以获得充足融资支持。
同时，从基础研究、人才引进到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和市场推广运营等多个环节，都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而资本市场中的耐心资本供给相对不足，部分股权投资基金的存续期限和考核机制，与科技创新长周期、高风险的特征尚不完全匹配，造成当前中国科创企业面临融资困难的局面。
整体而言，当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资本缺口，并非简单的资金总量不足，而是“结构性、机制性、匹配性”的深度缺口。传统金融体系与现代制造业升级需求的错配，短期资本与长期产业的错配，保守风控与创新风险的错配，共同构成了当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资本缺口”。
而破解这一“资本缺口”困局，不能依靠简单的信贷宽松、资金放水，必须重构产科融融合的全新机制，通过资本市场体制改革、金融工具创新、资本生态完善等，打造适配制造业全生命周期的精准资本供给体系。
融合之钥：产科融如何融合
2026年产业、科技、融资之间的融合，已从概念叙事进入逐步落地阶段：资本市场负责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实体企业定价并推向公开市场，产业基金负责在资产尚未盈利时提供长周期耐心资本，AI等科技应用则助力实体企业提升效率和效益。
制造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需要长周期来实现。在此过程中，具有持续、公开股权等融资功能的资本市场，无疑成为给企业长期“输送流动性”的蓄水池。
万得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A股市场新增IPO公司123家，合计首发募资约2163亿元，是2025年全年IPO募资金额的1.64倍。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为科技创新企业的集中上市地，同期，其合计新增101家上市公司，已超过2025年的78家；合计募资1498亿元，较2025年增长111%。
上述123家新增IPO公司中，119家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高达97%。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IPO募资金额分别为1163亿元、249亿元、247亿元、209亿元、148亿元，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27家、3家、25家、28家、18家。
其中，长鑫科技（688825.SH）IPO募资666亿元居A股首位，该公司是中国大陆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A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688836.SH）募资60.99亿元。
同期，港股新增IPO公司116家，IPO募资合计3396亿元。其中，硬件设备、半导体、软件服务等科技行业募资2985亿元，占比88%。
再融资同步放量。2026年前三季度，A股237家公司实施股权再融资（含增发、配股、优先股、可转债），合计融资金额5348亿元。分板块来看，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共计有109家公司实施再融资，再融资金额达1543亿元，融资公司数量和融资规模，均超2025年。
而比股权融资更早给企业注入资金的，则是早期引导投资方向的各类基金。
国家级层面，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注册资本1000亿元，由财政部全额出资，存续期20年，采取“引导基金—区域基金—子基金”三层架构，区域基金在子基金中不做第一大出资人或第一大股东，子基金投向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比例不低于70%。
注册资本1472亿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专注于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数控机床等制造业核心领域，其投资企业包括主业为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的埃斯顿子公司埃斯顿江苏智能、蓝箭航天等公司；出资额为600.6亿元的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其投资企业包括云深处、科大讯飞、超聚变数字等科技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企业包括长鑫科技、长存控股等明星公司。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正从“投项目”走向“引产业”。以四川产业振兴基金为例，截至2026年6月末，在管基金认缴规模1679.19亿元，累计投资重大产业项目654个，387家投资企业覆盖17条重点产业链。
与之互补的是产业投资基金。央企创投把产业资源与资本一并输出，中信集团是典型样本。该集团总资产超13.6万亿元，旗下中信投资控股联合广西政府投资引导基金设立33亿元人工智能母基金。中信投资控股副总经理张志斌表示：“AI企业不仅需要基金，还需要政策、区位、场景和数据资源，而广西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并成为对接东盟市场的桥梁。基金是入口，场景与市场才是吸引力。”
CVC（产业资本创投）是链条上重要的一环。根据投中研究院数据，2026年上半年VC/PE（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新设基金4606只、募资10139.92亿元；LP（有限合伙人）出资结构中，企业投资者出手次数占比达46%，位居第一。
“科技和基建不一样，有很大的信息问题和财务风险，所需融资方式必须是长期风险资本，长期风险资本在市场化情况下才能完成。”刘劲告诉《财经》，一级和二级市场都很重要，二级市场是退出渠道、流动性高的融资市场，二级市场健康，一级市场才可能正常运转；一级市场正常运转，实体企业才能获得风险投资。
在刘劲看来，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结构中，国有部门（涵盖地方政府及国企）占据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市场化金融的成长空间。为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中央与地方政府主动设立并参与各类投资基金，这种介入短期内确有补位之效，但长远来看可能进一步压缩市场主体的发育空间。国有资本和市场资本有不同的游戏规则，资本不仅是钱，也有和钱在一起的人和规则，两者同样重要。
从政策层面看，监管部门亦在积极鼓励资金投向高端制造业。2025年，央行、工信部、证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引导银行按照有扶有控原则优化授信政策，加大对传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以及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融资支持力度；加强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数字化转型提供商的多元化金融支持；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
资本投下去，要靠技术在车间里兑现。而科技赋能，正在改写实体企业的效率曲线。2026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人士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
效益最终落在利润表上。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6年1月至8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7%至5.27万亿元。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引领作用突出。
刘劲表示，企业的竞争力包括技术、制造等方面，其中科技是最重要的一环，如果企业在技术上领先，就可进行差异化竞争，提高利润率和市场占有率，否则容易进入同质化竞争。
被称为“新新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图/新华
共荣之局：亚太区资本新叙事
如果把观察视角从一家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扩大至整个亚太区域，产科融融合便不再只是一国的功课。
APEC覆盖21个成员经济体，2025年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合计61.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1.6%，贸易总量亦接近世界一半，是全球名副其实的经济增长主引擎。
在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高层提出：“我们要秉持和而不同理念，充分发挥亚太经济体多样性突出的特点，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做大亚太合作蛋糕，兼顾自身利益和他方利益，形成各国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的合作格局。”
2026年是APEC“中国年”，中方将“开放、创新、合作”确立为三大优先领域，并将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同时兼顾APEC成员多样性深化“多元合作”。在这一框架下，资本与产业的协同流动，成为“建设亚太共同体”的一大关键落点。
从全球资本流向来看，亚太区域正在成为全球资本竞相押注的“未来产业建造地”。
《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发展中亚洲经济体吸收外国直接投资6440亿美元，约占全球总量的40%，占流向发展中经济体总量的70%以上。更值得关注的是产业投资结构：半导体、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与能源转型相关领域，已占2025年全球绿地投资项目额的44%，五年前仅为16%。
资本的投资逻辑也在改变。近年来，跨国投资呈现“就近布局、贴近市场”的趋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指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正越来越多地由战略优先与经济安全考量驱动，而非单纯追求成本效率。2025年全球出台的投资政策达创纪录的229项，大部分政策对外资友好，但限制性审查类措施同步增多。
刘劲对《财经》表示：“这种趋势并不仅仅在亚太才有，实际上全球都有这种经济区域化的倾向。这是全球化在遭遇逆流后的一种变化。地缘政治的激化让国家和企业都把安全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不是简单追求效率。这种经济区域化是兼顾安全和效率的中间解。最大的风险仍然是地缘政治。之前是在稳定全球秩序下的全球化，现在全球秩序在重组，区域相对稳定。”
在这一格局下，亚太正形成“分工深化+互为市场”的新形态：部分劳动密集型产能向东南亚、南亚转移，而中国保持高端制造与全产业链枢纽地位，区域内垂直分工持续加深。
刘劲对《财经》表示：“在这种格局里，中国企业的优势是科技和资本，其他国家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市场。所以中国企业必须科技升级，同时需要走出去，才能把优势都用上。但同时，中国的制造业优势是很大的：完整的产业链、优良的基础设施、大量劳动力成本并不高的内陆省份。因此中国企业一方面要发展高科技，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还要向内陆扩张。”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出口合计达到8196.64亿元，同比增长46.1%，这是同期首次越过8000亿元，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也从4.32%升到5.56%。被称为“新新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其中，工业机器人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再创历史新高。
高盛在2026年8月发布的报告《中国工业科技：出海3.0——中国AI工业化时代》中，将中国企业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出海1.0”输出低成本制造商品，“出海2.0”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为代表，“出海3.0”的核心特征则是AI赋能的技术密集型工业能力输出——从AI数据中心配套的变压器、冷却系统、不间断电源，到工业机器人与通用人形机器人，再到各类商业化AI应用解决方案。
瑞银证券研究部总监徐宾表示，中国企业出海已成为未来5年至10年的核心主题，A股公司海外收入占比从20年前的约3%-4%显著提升至2024年的约15%，且这一趋势将持续；出海呈现“贸易出海”与“产能出海”双轮驱动——前者靠产品力与供应链效率向高附加值领域升级，后者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建厂或并购实现本地化落地。
但繁荣之下，风险亦需被正视。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9月《亚洲发展展望》将发展中亚太经济体2026年增速预测上调至5.0%，同时警示多重下行风险：中东冲突持续、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全球金融条件收紧，以及AI相关股票的急剧重新定价。更直接的信号来自市场准入——高盛提醒，随着监管审查扩大，市场准入已成为与产品竞争力同等重要的变量。一旦资本被迫“选边”，区域共同繁荣将大打折扣。
展望未来，亚太仍将是全球制造业附加值增长的核心腹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认为，亚洲仍处在新投资格局的核心位置，但下一阶段的走向，取决于哪些经济体能够把外国投资与产业升级、就业创造、供应商网络建设及更广泛的区域发展有效衔接起来。
APEC“中国年”恰逢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表示，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对中国而言，这既是制造由大变强的内功，也是在APEC舞台上提供“发展融资中国方案”的机遇——把产能、资本、标准与人才打包出海，与APEC所倡导的互联互通在规则与项目层面对接，让产业、科技与金融融合，促进亚太共同体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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